不安抗辩权，作为双务合同效力的一种重要表现，是法律赋予合同先履行方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权利。它源于合同双方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的债务关系，并且这种债务关系存在对价性。当后给付义务人的履行能力明显降低，存在不能为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时，先给付义务人便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暂时中止自己的履行义务，以保护自己的债权不受损害。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并非随意，而是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条件。首先，合同双方必须存在明确的先后履行顺序，享有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必须是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其次，先履行义务人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后履行义务人存在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这些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后履行义务人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谎称有履行能力的欺诈行为，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其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形必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存在，并且先履行义务人明知此情而仍然缔约，那么法律则无必要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在不安抗辩权的实际应用中，先履行义务人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后履行义务人存在上述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这一要求体现了法律的严谨性和公正性，但同时也给先履行义务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为在实际操作中，要取得“确切证据”并非易事，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尤其是在当前法制环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掌握“确切证据”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尽管如此，先履行义务人仍然需要尽力收集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抗辩权是合法且合理的。

除了举证责任外，不安抗辩权的行使还需要注意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当先履行义务人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后，后履行义务人是否有权要求先履行义务人提供担保或提前履行？对此，《民法典》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先履行方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避免了因提前要求担保或履行而给后履行方造成额外的负担和损失。同时，《民法典》也允许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自愿提供担保。这一规定既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也体现了对合同双方利益的平衡和保护。

在不安抗辩权的行使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那就是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适当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应恢复合同的履行。然而，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可能会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对于“适当担保”的判定标准，需要法律做出更明确的规定和解释，以避免因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的纠纷和争议。

此外，不安抗辩权制度在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衔接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民法典》中引入的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预期违约中，违约的时间必须是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而根据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先履行方只能在后履行方存在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下才能行使抗辩权。这就可能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先履行方既可以根据预期违约制度解除合同，也可以根据不安抗辩权制度中止合同履行。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合同双方带来困扰和争议。因此，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来明确和协调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和适用条件。

不安抗辩权制度作为合同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只有不断完善和优化相关制度规定，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作用和价值。